傅查新昌

        鲁迅能否承担当代文学旗帜 

                              傅查新昌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一直痴迷于诗歌、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写的也都是反映边疆历史和当代生活的题材，而且是利用业余时间专写长篇小说，还获过一些国家级的文学奖，直到2002年春天才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的，可以说完全靠自己的判断能力、感悟能力和剖析能力。因此，我的批评既不像学者批评，又不像作家批评，我的切入点定位在我所具备的“问题意识”，其中包括对新理性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这是一种十分艰难的文学使命。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公正与客观，陷入一种过度升华、友情吹捧、屈意阐释的“私人领域”，学者化的精英批评者还没有介入，也肯定不会介入那样令人断气的“私人领域”，甚或成为多余的人。正是因为诸多批评家还没有完全把握时势潮流和适应这种转换，所以才会对社会的阅读阶层带来空前混乱的质疑空间。对于严肃的文学批评家来说，科学的学术规范和公正的态度将会为文学研究的意义作出理性的责任。我们从胡适、林语堂、叶公超、梁实秋等先辈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标准，他们都从一开始就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学训练，再加之对西方哲学与文学的广泛涉猎，从事起文学批评来自然游刃有余，下笔也挥洒自如。近年来，一大批年轻的前沿学人介入了文学批评，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激情和辉煌，并将文学批评推向更宽泛更广阔的阐释领域。基于这个阐释层面，王晓明先生才这样评价了一直被中国人民视为文学巨匠的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像鲁迅这样的中国作家，我当然有自己认识、理解和解构，在谈鲁迅之前，首先谈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把青春都献给文学事业的作家，我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纯属偶然，可能是因为读的西方著作多了，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直到35岁那年秋天，我才回过头来系统地读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部分中国文学作品，从一个作家的视角出发，再加怀着庄子所说的“吸纳百川”的做人态度，我对每一部中国作家的作品都产生了不成气候的“个人之见”，这些与众不同的“个人之见”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但其中的一些“个人之见”却被一些前沿学人大为赞赏，并鼎力推荐给刊物，还鼓励我坚持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批评原则，在这样盛情的鼓励之下，我也不知不觉地自我认同为一位鲜为人知的批评家了。可以说，我对王晓明对鲁迅界定，深有同感，因为鲁迅有鲁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的中国穷人情绪、此在经验和阶级立场，以及他发出的“中国的声音”，妨碍了他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作家。客观地说，鲁迅的某些小说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像他的杂文一样全都是印象感悟式的单一模式，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没有提升到规范化、理论化和学术化，因而他只是发出了代表穷人的“中国的声音”。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甚至在人际交往中，还时不时地能说一两句鲁迅的格言而自豪。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摆脱鲁迅的影响，还没有问一问自己，鲁迅在我们心目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到底怎样理解鲁迅？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我就有一种预设，我作为一个锡伯人被排除在“中国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就是说，是被排除在这个“中国汉语言文学”之外的。可是，事实上自从1984年以来，我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挤入了“中国汉语言文学”之中，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我无法摆脱鲁迅的“影响”，不论我是认同还是反抗鲁迅的存在。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批评越来越变得学术化和理论化，文学批评逐渐走出了以前的那种对创作的依赖和评注的尴尬境地，发展成为一门自满自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奴属于广义文学天空范畴。因此，我的批评不过是抛砖引玉，其实目的是为了梳理我认为频繁出没于文坛的一些伪批评。我指的是另一种批评空间的开创。王宁先生在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学术化和国际化》一文中，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地提到“理论批评”和“批评学的含义，另一方面把论述力量集中指向，或者说归结到“尤其是自英美新批评派崛起以来，在西主导文学理论批评风尚的并不是一些作家出身的职业批评家，而是来自大学文学学科或其他学科的学者型批评家，他们的介入批评界使得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文科学活动和研究学科变得越来越成熟。”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研究界，由陈思和、王岳川、陈晓明、南帆、王一川、李建军、吴俊、吴炫、陶东风、王光明、程光炜、唐晓渡、葛红兵等雄视文坛的前沿学人，开始一篇篇刊出他们那种具有独立的科学意识和学术理论文章，产量甚大，他们的文字几乎声音响彻了整个文坛。我认为这不是学术或不学术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如何开放曾经受挫的批评心态，如何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建立一个文学理论批评的新模式，而不是从一个私人关怀和个人恩怨的文学立场采取一种绝对的批评态度。近十年来，随着整个形式主义批评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丧失，学者批评异军突起，并迅速进入学术理论批评的前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时势潮流。自去年以来，我在这些学者有关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言说与书写的憧憬中，并且在几个移居海外的文学博士的启发之下，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现状有了自己的“个人之见”和“价值判断”。　　

    我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的“现代性”的叙事，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流程中自然生成的，并且是被历史语境中自然规定了的。“学术批评”、“理论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等观念，早就被胡适等人就倡导过，这是为了对抗作为政治规划的文学的具体历史语境与前提，也是为了反抗政治规划的贫乏。在今天，当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市场产品的时候，许多“先锋作家”都以其独特的转型形式，回到“民间叙述“来生产和销售，这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匮乏。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有关文学的概念，并且对于文学的“本质”进行新的阐释。在这种理解层面上，我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从概念到观念，从个人到社会，以及从科学、道德、艺术哲学这种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思考中，同时又在这种现代合理化充满了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中，追溯到康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通过对唯美主义的重新解读，通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行为的仔细分析，结合身边的现代世俗化和媚俗化，一种反抗现代功利主义的批判精神，一种反抗合理主义的思想凸显出来。

　　我所处的时代，促使我去反思文学，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反思知识。从根本上说，我经常怀疑我是不是知识分子，我对于自身的文学立场与现代知识，是不是还缺乏一种足够自觉的反思能力与立场，我的知识结构是不是在意义结构的深层已经彻底崩坏了？在这种理性的反思中，一种新的人文性的意义结构已经在焦虑中分娩了。当我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实际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支配我写作的精神力量。我在《解构精神撒娇普系》一文中说过：“我的批评在秘密中使语言的苍白性，有意无意地蜕变成知识的快乐。”这既体现了对于制度话语的尖刻的怀疑，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对于人文性的学术化的理解。我不是将现代性和人文性作为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口号和宣言，而是把现代性和人文性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特殊范式来理解。我不是将现代性和人文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目的来宣示，而是把它作为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