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查新昌

我仿佛处在台风眼的宁静里

傅查新昌 — Sun, 10 Aug 2008 16:53:20 +0800

我仿佛处在台风眼的宁静里

——答新疆大学文学博士张春梅问

春梅：政治苦难与民族叙事是文学书写中常常遇见的两个难题，对于新疆来说更是困境所在。请问，您是如何才处理这两个问题的？

傅查：这个话题很敏感，创作行为与政治苦难的关系，既体现于历史与现实本身，也涉及普通人自身。请你不要介意，我不想从更深沉的意义上，去阐释政治苦难的话题。在新疆，人们习惯以好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民族叙述，局限于民本思想，吃喝玩乐，以及乐感人生追求之中。我曾经说过，民族叙述不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壁垒，如果作家不去反映复杂的民族问题，它不会自呈自现，也不会自行解决问题，这需要存在论的支持。特定的环境和写作领域，还使作家进入一个责任系统。具有道德理想的写作态度，或许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从道德情怀和社会良知来看，那些有足够责任感的作家，无疑是成果最佳的。历代边疆人承担了太多的不幸，他们的苦难，最适合大写，而且最能阻止作家的不良幻觉，恶劣的心灵积习。我是通过宏观思考，经常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规定的秩序中，使我的自由服从道德，现实的法规。在写作状态中，我的想象力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否定，谁都不能阻挡我的一切运思活动。显然，研究什么样的作品是永恒的，什么题材最符合我的叙述智慧，就能最有效地浓缩写作的无节制，并使我去发现自己的各种责任。一些作家为版税而写作的现象，为我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来调整处于麻木状态的心态。在写作过程中，民族叙述不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我所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小历史，以小历史呈现大历史，不仅要排除一种强加的政治控制，如果限制我的创作自由，使我服从政治游戏，承担责任，那么我唯一的创作目的，就会陷于过度谨慎，丧失自由的想象力。其实，现实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我的自由写作。

春梅：这也许会涉及到文学的世界性的问题，但任何世界性都离不开民族性和地域性，您的作品或者说您本身就总会给读者带来这样一个先见，即新疆、民族、战争几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正是由于您作品中揉进的深沉的历史感赋予了作品自身的力度与强度。

傅查：没错，任何文学性和文化性的书写，都包含文学的世界性问题。如果我把创作问题，放在全人类社会的范畴加以思考，那么这既是求解全球化的人文精神与伦理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提升本土化意识的过程。不仅是我个人，每个中国作家都面临着两大冲突，一个是全球化的文学现象，另一个是本土化现象，不论哪个中国作家，都置身于全球化和本地意识的冲突之中。文学的世界性，说起来大得吓人，想起来很简单，这属于理论家的事。你想想看，孔子的思想不是世界性的补丁吗？他从来不直接任一个直觉，喜欢一往一返的两个直觉；此一返为回省时附于理智的直觉，又如好恶皆为一个直觉，若直接任这一直觉而走下去，很容易偏，有时且非常危险，所以最好自己有一个回省，回省时仍不外诉的直觉，这样便有一个救济。在写作中，我不走单的路（民族性或地域性），而走多向度的路；单就偏了，多向度随时得以调和平衡，并用知识和理性引导情感。你说我有先见之明，实为我漫不经心所在，我只是从杂乱而偶然的一连串事件中，去寻找一种叙述秩序来。苦难也罢，战争也罢，都是与人有关的命题，所以对人的观察至少有一种相互性，就像照镜子一样，在自己身上看到他人的灵魂。

春梅：您为何写作？您将读者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在叙事中是怎样体现的？

傅查：中国的良心和道德理想。我以前特别尊重读者，包括不同阶层的读者，信奉爱人如己，不厌不倦，渴望内在勾通，获得一种心灵满足，后来就区别对待读者了。有些读者太流氓了，对我装出一脸冷漠、敌对、算账的样子。在叙述过程中，我一再考虑过普遍意义，尽量满足不同阶层的阅读需求，审美习惯，以求精神领域的神秘对话，得到相互理解。遗憾的是，在令人断气的阅读氛围中，我原以为所有人的阅读感受，与我的道德理想相同，或与我的良心相似，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在读者中，多数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进入物质时代后，小人之心大流行，来路很远，力量很大，其锋难当，一直贯注下来，企图封杀作家的良心。一些读者对我的诽谤、伤害和攻击，反而无声地强加给我某种人格力量。我要不停地为这个世界的良心而写作，因此，我仿佛处在台风眼里的宁静之中。

春梅：如果说，您的作品是精英叙事和大众叙事的结合，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傅查：我反对，对叙述最好不要考问精英和大众，应该用叙述智慧来界定。叙述有轻和重，对过于沉重的题材，我可能选择轻描淡写，比如《秦尼巴克》，我采用了很轻的叙述策略，这种叙述方式比“重述”更加深入，但它的趣味性更少，由后现代性的戏拟、反讽、隐喻、篡改等外在手段来支撑，用于边疆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用于我的写作领域和文化背景，已经悄悄地有别于一些作家的理性叙述，并开始独立于理性范式，寻找难以识别的边疆移民的沧桑迹象。一般读者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这种表达做出公正的审美反应，因为他们纯粹是被我观察与体悟的写作对象，我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个新来者，或者是一个迟到者。我用这种观察为思索中心，虚构了一整套人性故事。

春梅：在您的作品中，总能发现这样一个轨迹：人的苦难被压缩在一个最本能的层次——性：性满足，欲望、变异、遗传。岁月的变迁就是由这些欲望纠葛编织而成。您赋予“性”怎样的哲学含义？

傅查：首先，我在这里明确指明，阅读我的作品，不要异形离质，更不能断章取义、误读和曲解，应该从作品的整体性和文化性，公正地解读我对作品赋予的各种文化符号、道德理想和普遍意义。尤其对性的描写，皆不是读者分内的事，应剔除于审美视野之外。我写性，是尽人之性而尽性之人，因此很难回避性的自然性和暴力性，广义的自然性不仅指向性满足，欲望、变异和遗传，而且包括人自身的原始本能。戴霞说过：“性之欲，其自然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在这里，价值理想的实现过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满足各种欲望过程的完成。对人而言，满足不了任何一种欲望，就会痛苦，变态或发疯，如果说穿了，人是为各种欲望而活着，吃住衣行，天性与德性，自然的和必然的，都在生存活动中呈现出互动统一的人性关系。可以看到，对人类而言，现实的世界本身包含着价值维度，人的价值理想的实现，既从个人欲望到生存环境的嬗变与演化，又通过归于必然本身，达到价值统一的真实存在。从性学的层面看，性的渴望与满足，既蕴含了对存在的理解，又凝结着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并寄托着在世欲望。

春梅：在《秦尼巴克》这部作品中，与“性”的关联是无需举证的，您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将男性置放在女性之上，相反，女性才是体现美与善的机体。您这样处理，是出于文本的需要，还是您自身性别观在起作用？

傅查：文学作品在本性上，就是要显现出人的心灵品质，以及生活中的一切人性因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沉湎于荒淫腐朽的生活现象，贪官的欲望表演，荡妇的生存伎俩，瞟客的游戏规则，都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应该是纯粹的批判对象。在《秦尼巴克》里，性的问题，是出于洞察人性诸多的复杂因素，从不同时代的社会关系来考虑的，我把儒家伦理、公众崇拜和政治信念，都悬置一边，研究由此产生的人性与道德的冲突，以便有效地控制人性恶。近代新疆史是非常复杂的，战乱造成边民的苦难，导致他们绝望和忧郁。在“旧制度”和军阀混战期间，由于迷信势力十分强大，或者由于边民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十分激烈，因反抗原因患忧郁症的人数成倍增多。在局势恢复稳定后，这种类型的移民情结并没有消失。我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既可爱又可亲，母亲的伟大情怀，人性的高贵一面，可以消除任何邪恶的力量，驱散坏意象，使人安定情绪，返朴归真，接近道德意义上的圣洁。对男人，我弱化了道德因素，而是通过人性细节的反复展示，显现了更大分量的男权特征和意向性。显然，婚姻对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放荡、通奸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偷情、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败坏女性道德品质，最终导致彻底的堕落。由此可见，我对女性的理解，有一个认知过程，从历代女性的缠足陋习，到男权社会的玩世态度，从女性生理上承担的经期，到分娩的阵痛和对生命的哺育，给我的思维定势和趋向，内在的心理情感，赋予了写作良心和责任感。

春梅：您的作品中时时出现一些超现实的意象，如出入鬼魅的狐狸。这种意象给您什么启示？您认为它们与生活之间有何种联系？或者说，它是什么？

傅查：这跟图腾崇拜有关，原始思维和宗教意象，作为一种精神圈和文化培养基，构成了人类的观念系统，曾融入理想化的生存活动之中，但其深层与普遍的内涵，似乎更具体地体现于宗教文化之域，对其现代意义的追问，也相应地需要从一个科学的层面加以研究。狐狸的事，不是虚构的，而是人与兽的真实写照。幸运的是，我笔下的小说人物，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追求，包括妓女和翻译官。事实上，这是我对人性高贵一面的表现，它与腐朽堕落是不相容的。

春梅：您的信仰给写作带来了什么？

傅查：一般而言，信仰这个问题虽然由来已久，而对我的人格而言，这是需要从许多角度来阐释。在中国这个儒家知识群体中，孔子指示的君子人格，成为每个人努力追求的目标，视为齐家治国的起点。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到当下已嬗变一种处世哲学，君子成了小人，而小人成了君子，在君子和小人中间，还有群而不党的平常人，我就是平常人中的一员。我很赞赏孔子的“言必行，行必果”，更敬仰耶酥基督广敬博爱的胸怀。可以说，上帝是我眼前的灯，脚下的路，也是我的力量和缘分，我的一切成就来自上帝的恩助。

春梅：以您多年在新疆从事写作的经历，您认为新疆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我们要不要追求写作上的独特性？新疆文学的生长点在哪里？

傅查：对新疆文学，我曾经有过理想化的关注，后来被一些损人利己和自夸功德的人，相继利用、暗算、诽谤、伤害、人身攻击之后，我逐渐放弃了谦而又谦的处世态度，甚至连批评的欲望也没有了。我有自己的做人原则：善要近亲，恶要厌恶。我喜欢美德的重感性特征，美德存于内心，表现于行动，发挥于事业，是为极美。古人说，谦虚是一种美德，以此表明谦虚不是消极隐退，而是保持自身的心灵品质。因此，我对新疆的文学，不想谈什么，请你理解我的沉默。

春梅：您最欣赏谁的创作，您心目中的叙事应是怎样的？

傅查：荣格和福柯，还有卡尔维诺。对作家而言，叙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作家相当重视审美的感性特征，坚持审美的自然人性原则；另一方面，作家又受到文化体制和市场判断的内在克制，无形中给叙事施加理性态度，终使作家的审美，成为培育顺民、强化政训、修养德性的外在手段。基于此，男女聚会，讴歌相感，已成为当代叙事的主流，其中包括好滥淫志的骚体写作。这足以表征任何层面的叙事，都能呈现出作家的心灵结构，从直接的功效观点来看，诸多的心理问题，不健康的意象，使有些作家沉溺于狂欢式的叙述中。比如，一些作家的窥阴癖和恋乳狂，对外界是陌生的，但对叙事者而言，内在的意象世界，绝不仅是一个道德、审美和知觉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结构的自然外露。所以说，作家的品质很重要，而作家是文学的灵魂。

春梅：您如何处理民族性、地域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傅查：对不起,我们一开始就交流过这些问题。

2008年8月8日

孤傲与美感

傅查新昌 — Sun, 10 Aug 2008 16:51:54 +0800

孤傲与美感

傅查新昌

雪儿不孤独，但她很孤傲，这孤傲不恣狂，源于高雅的心灵品质，源于用眼睛感觉出的生存经验，源于与人们继承下来的文化现状进行和谐表白，源于对人生倾注不懈的美感追求，源于活得很累时仰天舒一口气的念想。雪儿在寻找自己，她的文字，像春日柔和的光辉，有一股爽朗的阴柔之美，几乎看不到发骚心理和诉苦话语，也没有庸俗的骚体表演迹象，以及心智能力的欲望性，她给读者传达的是：你要在富贵中讨人喜欢，这样你才永远不会感到缺欠。

这些年来，文学艺术跟演艺娱乐圈没有两样，对性感撩拨的追求，成了发骚的诞生地，但发骚已远远超越了性感的概念，是一种未能尽言的男女不限的引诱和挑逗，准是那些贪婪的智力游戏还没有自我耗尽。人们不遣余力地通过消遣的方式，通过嘈杂的娱乐和音乐来驱散孤独的思考，正像野蛮人靠火把、呐喊和鼓角铙钹的声音驱走野兽一样。但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文学审美判断领域，所谓的讨人喜欢，也变得更加僵化，更具强迫性，这足以表证当代文学似乎正面临着被大肆泛滥的空头理论扼杀的危机。一些道貌岸然的资深评论家们，总是喜欢用空洞的理论思考和审美推理的方式去谈文学，就不可避免地给人造成一种媚俗的文化印象，而且还促使错误的文学理论滋生和蔓延。人们的经验和概念往往显得通俗而不深刻，当深刻的时候，又显得不通俗。这是因为人们被心灵积习套住了，忽视了通过感觉到的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天赋。

雪儿的生活很小资，但她不同于一些新贵的苍白无力，她像花园里盛开的一朵鲜花，还没有被物欲的洪流淹没，她从所见的事物外观中，发现了人性的美感，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义的事物面前，她并没有显得迟钝，甚至于审美疲劳，早在情窦初开的尴尬的青春期，她就有一个文学梦，为此她没有哀叹悲伤。许多年以后，她把思想频频传达给读者的时候，文学再度给她点燃了初恋的火苗，像开始出门旅行一样，进入了审美分析的超越状态，这是一种对人类美好属性进行解读与构建的个人向往。比如在《爱人的心房》里，她感念着富足，使她在爱人的心房里，在甜蜜的思念中，以一位诗意的贵夫人的姿态，浸泡在幸福和美感的最深处，这已成为她怀恋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这样的午后》传达的是一种心境，一种休闲的道德追求，一种所谓局外人的处世哲学，若拿传统美学观来衡量，则不免有偏颇之处，人们在无奈中度日等待，等待可越来越孤独。但在《上海，想说爱你不容易》中，透过文字表象，表达了人最大的幸福和困境，限定于人本身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有意义的自由人，又是被生理和社会条件所约束的奴隶，人既是建设性的，自我实现的理想，又有破坏性的、自我摧残的天性。如果用美学理论来阐释，雪儿的书写意象，始终在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在深邃的个人心理层面上进行着精神探索和审美分析，以此抵达新的意境、美感和艺术个性。她的创作是在许多艺术层面上进行的，《那一片天空》体现出一种爱与意志，纯洁的爱欲，原始生命力和意向性，给人以美的阅读享受。在《爱情让人如此美丽》中，她对美感、纯洁和爱的勇气进行了理性思考，试图阐释如何在完整而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去实现个体人格的重建与道德价值的重估。她在创作的规范过程中，把日常生活提升到了美学语境中。她的很多作品都与旅行、价值核心、自我美感、重新发现自我、美女的独特标志、情感的体验、成为自我的勇气等构成有效的整合与演进，并取代了间接戏仿，以个人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标志着她具有不可忽视的创造良心。

至少在美学领域，雪儿会冷眼静观身边的现实人事，怀着一种人文情怀和态度，不断地自我反省，承认自己小资情结重，无论是什么代价，她认为她是最好的，甘愿自食其果地对事物进行创作思考，求解并表现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美感意义，这使她的作品构成了出奇制胜的现代感和个人经验。后来，她很快否定了表层意义上的审美模式，并在否定中悟解了个人自由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尽管如此，她将在文学创作中搜索着潜藏的含义，引人入胜的美感色彩；或者说，她在努力追寻生命意义的双重或多重层面，而这些意义层，恰恰是在取消意义本身，就审美话语而言，即是所指，甚至包括能指。雪儿的散文作品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甚至让我看好，是因为她与某种源自生命和大自然的魅力联系在一起了，并且她大胆地扰乱天然的秩序和平淡的表达，这是一种苦心经营的定神探索，是一种快乐的美感追求，它来自一位非常孤傲和善良的美女。

也许有人会说，雪儿的作品很普通，没有新奇，也没有突破。文学圈子鱼龙混杂。我会对他们说，雪儿也很不容易的，在她家业兴旺发达，以及繁忙的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把文学当作一种心灵渴求，把文学视为一种人生姿态，因而她关注的不只是一种艺术气质和意象，而是带有深入浅出、自然流畅的、不稳定的人生观念，阐释着深刻的人生道理，她无需夸示自己的能力，对于面临的创作困境，她有敏锐的感知。在创作中，她力求原生态的完美性，从单纯的物象，表达着普遍性，甚至渴望与美学和解。因此，创新的策略对于她的重要意义，就此确定了下来，而这也决定了她不时转变一些念头。面对繁忙的领导职位，她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并没有消退，而是沿着被激发的创作思路走了下去，用心灵的独旅，创作出一篇篇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可以说，雪儿的散文还在探索、发展和变化中，她经常出门远行，寻找在路上的创作灵感。正因为如此，她不相信写不出好作品，也不受一些理论家所设陷阱的诱惑。雪儿似乎告诉人们，在何处，又通过何种方法，才会创作出一种去除了幻象，纯然源于自然本身，闪闪发光的美感话语。在这个基础上，雪儿将各种人生经验、理念、话语和意识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她把握了叙述简洁，节奏明快，单纯的物象之美，但在同一个艺术层面上，她表达的是文化性和知识性，追求一种无我的优雅气质，将自己隐匿在某种异常灵敏的反思状态之中，她最近的作品甚丰，但她从来不张扬，始终保持沉默。

可以说，雪儿把文学设想为一种宏伟的、超验的、美学意义上的形态，它于某一天在时间的表层产生，并对人们的思想注入美感，而这种美感追求，无人可以复制。显然，在雪儿的散文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忽视“人伦与事功”，她将复杂的人际交往，往暂时搁置了起来，这是为了表现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转换活动，因此，她拒绝接受千篇一律的时间化模式。她的艺术感觉源于唯美主义，并跟许多作家相遇并交叉，既不在同一层面上，又不具备相同的属性，这是因为她和他们处于不同的维度：话语无需人们创造，因为话语本身就是创建者。

从现代性的审美角度，返观雪儿所有的散文作品，看上去都是非连续性的，没有预设抽象类型，但在作品自身背后隐藏着某种庞大而静默的叙述，某种连绵不断的、无边无际的、生命与自然的神秘对话，她已经具备了未来的大叙述，就像达利所说的，大自然展示了一种神秘的无言、无思和无情，不仅会静待万物的低语声，而且还会不动声色地折磨我们的思想，使之永远无法确定——生命、时间和宇宙间的神秘对话。换言之，雪儿虽然从来不曾痴迷于感性游戏，不曾更无意将集体无意识纳入自己的思考范围，但她知道集体无意识是一切话语和历史的基础，是一种福柯所说的“前话语旨意”，这个例证被德里达进一步阐释为：不管是创作性的还是毁灭性的，我们都不得不转化为个人的审美意义。

为了展示内心世界，即雪儿传达的潜藏的意义、本原、显露和能指（所谓形态、旋律和节奏的陈述）的距离，以及她所追求的美感话语，我想首先要弄清楚，她急于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作为处于无名状态的普通写作者，她试图从众多的美女作家中分离出一种形式，她用写实主义的意象，把人们带进了审美享受之中，给人以放松自如的审美快感。不难发现，雪儿拥护一种特定的文学创作观念。在这种创作观念中，主体概念被她完全接受了，为了追求完美的文学语境，她想创作一种整体的个人文化圈。所以说，她的创作经历远没有如此简单，更确切地说，文化圈并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文化被过于流行的“时尚”受到了质疑：人们特别感兴趣并投入研究的是时尚。从美学理论的角度讲，主体的分散并不意味着主体的消失，它只是从主体出发，向人们提供了文学立场的多元性和艺术功能的非连续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阳奉阴违、小偷小摸、装痴卖傻、流言蜚语等等现象，使人好几天心情不好。但每次看完雪儿的作品，我的心情便由阴转晴，心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尤其是那些心照不宣的表演性、创造性潜台词和当代艺术中对“贱”文化的利用，是从反崇高并直接嘲笑体制的政治波普，跨入日常生活的超越羞耻感的自我嘲讽，给我透心的厌恶感。“贱”文化趣味的力量，源于对大众娱乐的欲望，这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反崇高、反理想的解构话语方式。值得高兴的是，雪儿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表达着心灵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之美。

在这里，我有必要辨识她在历史、民俗和概念的复杂联系，她的作品反复强调的是，美就是生生不息的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家所追求的权力。至于理性的真实性只存在于人自身之中，它不应该让位于那些虚幻的感性或非理性，对她产生困惑或威胁，同时又对她有用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理性观念的各种形式。雪儿的许多作品都是社会良知的积累，是理性化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美学探索，而这种理性化的创作进程，正在朝深刻性迈进，并发生着智慧与经验的艺术效用。

如果想解读雪儿的散作品的深层意义，想知道人类的正义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古老的下层土壤，只要回想一下艾德加·莫兰所谓的“内在信念”，即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等范式中的特征，就能了解意义的本质。这些几乎不可解的概念，至今仍在他们的创作中起着精神圈的进化作用。一种文化就是开发认识的生物——人类学潜能，又关闭这种潜能，它为个人提供知识积累、语言、范式、逻辑、图式、学习方法、研究方法、检验方法，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开发的实现认识的生物——人类学潜能，但同时它又用它的规范、规则、禁止、禁忌，用自我神圣化及它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来封闭和压制这种潜能。在此，开启认识的东西仍然是封闭认识的东西。所以，雪儿的观念、信仰和立场、话语组织的源泉之间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通过解读与分析，认识的多重声音与多元逻辑，也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观念、信仰和象征不仅是一些力量和认识价值，也是社会的联系力和凝聚力。

雪儿的作品提示人们，认识、文化和社会这三者有着难以区分的共同根源。但是，人的大脑拥有一种遗传记忆，还有一些先天的认识组织原则，从人在世界上的最初经验开始，人的大脑就获得了一种个人记忆，并把社会文化的认识组织原则纳入自身。优越的生存环境，为雪儿的书写和言说，提供了丰厚的现实条件，这不仅意味着，即使是最微小的知识也包念着生物、大脑、文化、社会、历史、艺术的构成因素，而且尤其意味着，即使最简单的观念也同时需要生物人类学的极端复杂性和社会文化的超级复杂性。如我在雪儿的作品中看到的美感，就是说，这些共同生成知识的结构之间有着互补的、竞争的、对立的、循环的和全息关注的关系。雪儿把认识的产物渗透到了个人知识中，塑造出个人积极知识，同时管理着个人知识。在这里所说的“内在信念”，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定性，而是一种内在的艺术建构（文化和以文化为中介的社会处在人类认识的内部）。因为，个人的认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集体文化复合体中的任何因素都要通过个人的认识行为来实现。所以不难发现，雪儿通过积累多年的内心经验，把社会历史彻底引入个人认识，包括她本人的认识。由此可见，文化参与生产每个人所感觉、所理解的那个现实。人们的感知是受限制的，不仅受到生理常量和心理常量的控制，而且受到历史变量和文化变量的控制。特别是艺术视觉受到分类、概念化、公理化的影响，这些都会对识别和辨认颜色、形状和物品起作用。智力认识的组织所依据的既是一些对概念和信息做出选择、分类、排斥的范式，也是一些美学意义和想象投射。

从任何理论角度来看，雪儿的散文作品都与个体经历、社会文化结构、个人经验和创作实践相联系。科学认识的历险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知识永远都是，处处都是通过个人精神来传递的，个人精神拥有一种潜在的自主性，这种潜在的自主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实，把个人思想提升为集体的荣耀。

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下午

谁能谈透写作本身

傅查新昌 — Sun, 10 Aug 2008 16:52:32 +0800

谁能谈透写作本身

——出版社约的创作谈

傅查新昌

不知谁能谈透写作本身，许多写作者积累的个人经验，无非是对个人价值转型的不断思考而已，他们的文字沿着别人的智慧往自己身上爬，这就是爬格子游戏。一个被男人弄迷惑的女人，一个令人尴尬的偷情经历，一个简约时代的骚体写作，都可以超越写作本身而世俗化、平庸化和媚俗化的，写作完全可以回到最普通的基本常识，通过日常的姿态表演，可以达到自己的红色猎屋，带着肉欲的火焰，进入下体爱好者的贱赏视野和交际领域。

在我的记忆中，许多从事写作的人造美女，只是特殊的文化符号。她们流着口水做爱时，如何避免受孕的尖叫。在猎场般的文坛，有多少人自以为写出了杰出的作品。面对敞开的欢迎大门，理论失去了阐释兴趣。这些人造美女，适合文学性表演，这与现代人性的急速变化几乎是同步的。她们用爱的爪子，骗取男人的丰硕成果，往自己的脸蒙上伪装的荣耀。狐狸尾巴在文学界旋转，人造美女们完全变野了，男人被限定在伪崇高的模式上，文学的形式与功能，开始向读者展示其最基本的功能：人性的裂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的常识。每个人都带着生存活动中的诸多本能，在永无止息的相互尊敬中，构成了人类生命的进程。只有了解了人在生存活动中，积累各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常识，相互连接，彼此破坏，又是如何相互同化，才能明白人的自身存在。

在很深的文化饥渴中，女人是水源丰足的软管子，构成了直接可视的一眼泉水，具有特殊文本结构和审美功能，向男人发送各种迷惘的信号。实际上，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中可见的生存活动成份，构成文学最基本的常识，在我的眼前浓缩成一堆儿童玩具。如果作家不把生存常识当成生命真正的基础，那么仅仅依靠那些外在的形式探索，是无法与人们理解的生命相互联系的。许多年来，人们对作家的理解与作家对自身赋予太沉重的理想，走过“假大空”时代，又经过了“新启蒙”时代，逐渐进入现在的文学性社会科学这个阶段。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能考察非常庞大而清晰可见的社会结构，并尝试由此提取一种生存活动的视角，从整体性去关照现实人事。而作为个人的生存常识和生存经验，与各种组织和行为系统构成了这个社会，并填满了毛茸茸的和湿漉漉的爱情图书馆。

市场经济适合人造美女，使她们的道德经验和审美意识，从男权压抑转为骚体写作的一把刀，剥开官老爷身上的道德皮层，抢占被雇用职位，憋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清高形象，从嘴里喷出文学化的臭屁。她们把生存常识和经验，像纽带一样编结起来，以偷情的勤奋，作秀的淫态，浪谑的文字，制造成功的假象，以此来掩饰灵魂的龌龊。文化骗子的狂欢，随时误导读者的审美需求，这可以被称为借鸡下蛋。这些人外表道貌岸然，像个满腹学问的大学者，内心却一片灰暗，经常在成功者的光环之下犯贱，在极度自我膨胀中发骚，在善良的名人面前装嫩，在刚刚起步的文学爱好者眼前扮酷。这都是人为造作感觉的自我奸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共享的自娱自乐的媚态。这些人的病态审美趣味，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自我标签，分别在渗透在写作、交往、情怀、态度、吃饭、睡觉等日常行为里，不知羞耻的“我是惟一向全国发出声音的作家”，已成为极个别人的口号和标语。尽管文学已经退出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香车美女如何刺激人们的眼球，我还是好言相劝写作者们：回到常识，回到生活的常识，回到做人的常识，回到写作的常识，回到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的常识。

出发的激情

傅查新昌 — Sun, 10 Aug 2008 16:54:27 +0800

出发的激情

——与杨永康散文集《再往前走》有关的思考

傅查新昌

中国西部的散文家，大都有令人不太满意的诗人品质的偏执情怀，他们从诗学立场走出，只关心少数人的生存状态，喜欢用诗人的视角解构现实人事。这种专场式的写作态度，而非原初的让人敬慕的书写状态。周涛、刘亮程、叶舟、梅卓、林染、刘亚丽、冉冉等西部诗人的散文作品，其实是诗歌与散文相互嵌套，既单纯又复杂地彼此缠绕，互为参照探索，然后加工主题构成。不妨称他们为“诗人散文家”。周涛的局限性在于，口号和标语式的空洞抒情，用激扬文字把故乡作为表达场地，充满商场大道。刘亮程的散文思想冷峻，视角独特而收放自如。他的散文跟他早年的诗一样，诗化的农民语言，奇特的荒诞美学，想乘飞机的蚂蚁，是他思维诡谲的张力，他可以将发情的驴指归幽深，字里行间充满中国农民阶层的嬉笑怒骂，欲望与喜乐，读起来令人惊诧。朱鸿、石舒清、狄马等散文家，则注重知识性、阐释性和叙述性，他们对写作的虔诚与执著，同样付出了畸恋式的代价。这些西部散文家的存在，一直被权威人士关注着，而他们故意把自己的基本特征，包裹得很不舒服，因为许多东西正在大街上败坏。王族、杨献平、杨永康等散文家的探索，似乎以新的艺术形式与功能，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他们的表达被重视之时如同他们起始时一样，有着令人值得关注的各种审美意义。

对许多作家而言，作品的持久性要比独特性更为重要。读杨永康的散文，你会惊奇地发现，人总是处于无法克制的冲动、欲望、欺骗、烦恼、困惑、寂寞、孤独、恐惧、压力、痛苦和绝望的处境，他的散文集《再往前走》，对这种处境有着独具特色的观察。可以说，在杨永康的文学追求中，自认为集中的、瞬间即逝的价值，命里注定要被永久性所超越，这种持久性乃是文学艺术的一大标准，从中产生出秘密感来。对他的“新散文”的探索，评论家同样持有异议，因为他无拘无束，探索着散文写作的实验，凭借语言想象力，他说 “世界的形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形态”，其实是想在话语系统中施展魅力，刺破钢铁般的独尊话语。遗憾的是，这只是在语汇层面上的《宣言书》，挑战、反讽、戏拟、篡改、剪贴、援引、联想，以及幽默谐趣，中外文学典故等在他的散文里比比皆是，构成一个有玩味的话语系统，有着却应享受的文化底蕴。他探索的散文句子，看似陈腐的警句，却像流水不腐，轻盈的情感碎片，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护壳，对流交叉的阅读经验，丰富的文化印记，构成了多义性和深刻性。他有时恶毒，有时温顺，甚至他的大脑里塞满了肿瘤的汉字，但出乎意料地散发出了鲜花的芬芳。对这样的散文作品，也许不能用传统的审美方式解读，因为他对人性的解构、反叛和破坏，不仅仅是作为孤立的，极端冒险的方式出现，他的写作态度，骄傲地支撑着他的情怀，这与他追求的精神超越有关，因此他的书写与言说，努力把思索投入到自己的精神圈和生存环境背景之中。不过，他试图表达的复杂思维，使人不可能仅运用严格的审美判断就可以了事。杨永康在阅读、剪贴、嵌套和戏仿中，同时也在探索一种理解的方式，人心一会儿黑暗，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四处游荡。他同周涛和刘亮程相反，他的精神超越，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看得出来，他是一头正在啜饮的牛，有效地向周涛们发出威胁，以此表征“旧散文”患了真正高级的癌症，并在“新散文”探索中创造出新奇，从新奇中产生美学的各种意义，他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是新手，还认为散文意味着整个世界。

《再往前走》最打动我的是那种潇洒自在，自由驰骋。为了“新散文”的探索，他不顾版税，不顾雪夜里的孤独和寂寞，不顾知识化、复杂化和理想化的描述。事实上，他信奉的“新散文”并没有新奇之处，格·斯泰因的《软纽扣》，耶利内克的《啊，荒原》，倒是成功的经典，她们的成功经验支配这一艺术探索的原则，与其说是来自先决的符号和密码，不如说是来自创造的天性，这种探索精神应该被视为生命一般，至关重要。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与思想启蒙和理想功能同时存在，而且更为意义深长的是游戏功能。在卡尔维若和浦松龄的作品中，在东西的《后悔录》和李洱的《花腔》中，都具备了荒诞美学、伦理构想和游戏功能。也就是说，杨永康也是用文化秘码来做游戏的，这构成了艺术迸发的首要条件。他一直能够简明、随意、冷眼静观的书写方式，想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不始终都是通过艺术去向死亡挑战的吗？

杨永康的一些散文总是触及着简约时代的生存状态。但是《再往前走》这部散文集，可能受到一种欲望的推动，仿佛文学是获得猎物的魔力，不管杨永康偏执也好，轻率也好，总是离不开急于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实，这地方不灵光，所以只有寥寥可数的人在探索“新散文”，没有人关注精神牧师的存在，杨永康在这里被圈起来，并且表达方式也弄得很俭省，总是谈不透自己的精神探索，拙劣的文化围栏竖在他眼前，就像一具具文学前辈的白尸骨，甚至很难超越他们的物理空间、情感空间和思想空间。杨永康曾在这种文化体制范围内接受过理想主义培训。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阿Q传》，零零星星的旗帜，稀稀拉拉的口号，没有哪件事不像梦一样荒诞，毁掉了杨永康应得的奖杯。这些岁月没有精华，只有香车美女的生活，不健康的现实人事，才能射出利益的火花。在这样令人断气的文化背景中，对于杨永康，文学是个难以辨认的迷宫，他试图从迷宫里赚取生活。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探索“新散文”，还折磨普通读者？让读者欣赏他的心灵独旅，或是思想的风景明信片，成为创作业绩？

一旦与思想发生接触，文学就丧失游戏功能。杨永康的这本书，在其“散文卷”中，按照新计划行事，娱情成了文学的元素，比如《露在外面，许多年》、《找不见的人》、《满世界找你》等篇章，没有屈服于前辈们政治游戏的传统生存伎俩，他寻找“新散文”的突破口很艰难，这得需要更深刻地研读与阐释。某某那个蠢民，负重的新农村，流泪的玉米，在杨永康的审视之下，显得充满人情味，充满荒诞美学的特质。他冷静而决断，不与他人经验结盟，以绝对个人化的价值立场，探索人性的诸多因素。在中国，谈起人性就头疼，权力机构不铲除垃圾，而是广泛利用垃圾。杨永康笔下的乡村有同情心，比城市有人情味，而且向每个文明人开放。他的乡村什么也不抛弃，这乡村对任何人都是健康的。面对世道的复杂，人情的炎凉，官员的腐败，世人的堕落，杨永康渴望以文学的方式，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向着健康的迷宫，引导物质时代的人们“再往前走”，尽管他说的前面只是一个审美符号，不是文化断头台，但他仍然具备了撕破媚俗的人性标签的勇气，他得益于网络系统，他的文字也在网络系统受益。牛奶还能温暖地流淌，即使臭不可闻的大粪，在这里也用于植物的培育，这跟权力中心的训导无关，是与具体的生命有关。在这里，杨永康的一切能量都涌进了迷宫，绕过大脑深处的那段弯路，这个普普通通的散文家，已经开始在夏天里滑雪，易于辨认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密码，充斥在这本许多人把握不住的书里，这是为上帝的酬谢：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散文问答录”，毫无疑问，有太多不可诠释的人性符号，隐藏在生命现象和人类文化中。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文学是可怕的冒险的道路，好多男人都喜欢往上攀登。一些女人保持沉默，有的连口也不张。我非常羡慕杨永康，他这么自由，尽管他的理论不成熟。女人的生活，像一次等待开花和繁盛。杨永康还没有堕落。许多学者会对杨永康的散文理论失望，我也曾失望，但我不能用评论家的解读方式，来判断杨永康的散文理论，也许作家都给自己买了一个巨大的玩具书房，一切虚幻，一切皆无，就像杨永康出版了一本书，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对这本书，人们感到阅读起来很吃力，包括李建军和王兆胜，认为杨永康在破坏秩序与美感，没有能谈透“新散文”的“新”在哪里。这一次，如果一个时髦女人准备充分地插足，杨永康的“孩子们”还会喜欢旧妈妈吗？允许孩子们参加这一轮情感和智力的比赛吧，这些孩子不是圣婴，他们也有好斗和嫉妒的本能。反正人都会老死的。孩子也许很快忘记一切，甚至父母亲的那些旧伤口。面对父亲，耶稣也曾忍住他的伤痛。尽管杨永康不是理论家，但他告诉我们：在人们学会混蛋的时候，再一次从头开始，所以在庸众眼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杨永康在审美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像？他也许想击毙这个文坛那些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屠夫，直面抚慰这个时代伤口？从表面上看，倡导什么宣言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他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立场、写作态度和道德情怀。创新，是在中国早就失效的口号，老百姓已经不喜欢口号了，就像汶川大地震，新的寒意向老百姓袭来。成功，像孩子们在自家门前的碎石路上跑步，无数情景交融，让杨永康从文字里看出了大量严重的伤痕。作家，是有责任的，不是伤口护理员，面对善与恶的冲突，人性的失迷，道德的败坏，除杨永康外，还有很多女作家更清楚，插入身体的东西，不仅仅是愉快的欲望，还有人口、城市和炸弹。

杨永康的探索，像产床上的血，有欢欣的迹象，网络时代的私语，破坏原版正装的文字游戏，宛如被狂风吹起，逼着人们再往前走，你不走也得走，前面的欲望正在战粟。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永康的价值选择上，处于文学的好玩之性，向来就有一股习惯性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像肢体的碎片，像红红绿绿的怀孕，支配着他的散文探索，使人想象天就要塌了，地就要裂了，而杨永康就像一只鹰在潜水，在精神超越中感到惬意。所以，《再往前走》这本书，还得寻求神圣者的救援，杂草泥泞般在大地上繁育，宛如温泉沸腾，洞开欢迎之门。这种偏执的文学追求，不需要伪先锋做顾问，哪怕他成为独一无二的瞎眼的文化把柄，他也认为自己会把散文写得最爽。

我想诚恳地说，一个人的阅读经验，绝对不是维护的对象，作为不断探索的作家，就像有经验的猎人一样，把所有的爱好对准一个目标，然后再扣动扳机。杨永康的很多散文被自恋给取代了，散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期待已久的那个明天会是怎么样。对于正在山路上攀登的杨永康而言，往山顶推去的石头不再是一个谜。这些话，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想听别人的好言相劝，他已经准备好炽热的链条，欲望的红光照耀着所有热衷于性的女人，他想对她们说，你们都来呀，我爱你们。当女人们站成了准备受孕的风景，为了象征，他又就地宣布：你们现在就解散，重新出发！

这就是我对《再往前走》的理解，因为我也喜欢解散和出发的感觉。这种感觉蛮好的，对男人而言，这就是烈火和铁。

2008年6月6日于乌鲁木齐

翻盘中国文坛

傅查新昌 — Mon, 9 Jun 2008 10:19:03 +0800

翻盘中国文坛

傅查新昌

法国的福柯用写作把知识变成了快乐，而中国女作家林白在写作中享受了性爱的快乐。中国文坛，是作家诗人粉墨登场的大舞台，是诗意倾诉和思想独白的话语平台。在这里，有多少人流连忘返，有获得巨大成就的，惨遭失败的精神分裂者，也有误入歧途的，玩物丧志的，彼此作践蹂躏的，但文坛仍然是他们亲爱的文坛。

我喜欢开始和出发的状态，放弃了对文学经验的终结，学会了认识论的接合。中国文坛的一切现象，促使我结束表象化和单向质的观点，寻找崭新的探讨方法，求解文学性和人类文化的连接点和断开点。所以，在自我肯定之前，我应该先作自我批评，因为我用会计师的想象力，拟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翻盘中国文坛。

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电影艺术和体育事业已引起世人瞩目。遗憾的是，从庞大的中国当代文坛中，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大喜的信息，一种温暖的安慰，一种共同的骄傲。经由失望和无奈，人们了解到文学像被抛弃的寡妇一样，从社会的中心位置退居到边缘地带，文学悲剧的帷幕慢慢拉开了。一批又一批生存伎俩多于写作智慧的无业游民，新时代的文学精灵，道德败坏的文化骗子，危险的精神分裂者，太监式的雇佣文人，占据了昔日不可侵犯的中国文坛。

中国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整体性尴尬局面，逼得彼此相轻的文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因而引起各种圈子之间经久不息的口水之战。余杰对余秋雨的批评，王朔对金庸的病诟，葛红兵对鲁迅的质疑，足以证明炮轰名人成了一种玩时尚的格调，一种满足虚荣的文化游戏，一种精明的诡计。“诗歌死了”，“文学死了”，以及中国作家的疲惫尊容，一百年在“诺贝尔奖”缺席的怯魅，相继成为中国人议论的焦点。但最有震憾力的是，韩寒的博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以及因德国汉学家顾彬而引起的“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文坛内外的聒噪状态，不懈的努力，无非是从质疑到谴责，从谴责到声讨，从声讨到仇视，乃是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的逢场作戏，人们无法从中获取理解、宽容和温情。这是何等悲壮的创作激情，何等媚俗的欲望表演，何等典雅的精神撒娇。

白烨对韩寒提出“‘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尖锐质疑时，韩寒深感个人成就的失色，很快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把一颗非常恶劣的文字炸弹，扔在养育他的文化母体和文学摇篮。对此，韩寒更加明确而自觉地把文坛扩展到更为宽泛的领域，他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这句话本身，就透露他以自欺欺人的谑态，侮辱了他亲爱的中国文坛。严格地说，韩寒的驳文下流到极限，让人震惊和无奈，似乎他裸奔于文坛外，胡媾乱舞，毫不羞耻地向读者飙车般展示了他的灵魂。他的功成名就，无非是商业气氛的产物，似乎做了一次文学性越野游戏，放荡不羁的，无拘无束也不问所终的文字游戏。可悲的是，如此邋遢龌龊的作家，居然成了新一代读者的超级偶像，这是丧失道德标准的时代悲哀，也是新一代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显然，在这个以物质财富为荣的时代，让借用文学暴富的韩寒回到文学本身，是一种落败者的绝望请求。白烨的种种“‘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或“‘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这些纯审美话语，在被激怒的韩寒的理解范围内，从雅语降为俗事，似乎成为统领天下者的定义，主流就是历史规定的文坛主角，把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视为坛外之敌。严格地说，中国文坛没有整体的两面，也不存在矛盾的逻辑，真正的文学是在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的格局中，才显示出文学的意义。“80后”作家代表着一个时代，不论谁的否定，或不承认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注定会穿越时间的形式，替代现在的文坛前辈，正如韩寒所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如果韩寒把这句话，冠以驳文的标题，不说粗鄙下流的脏话，那么他代表的是新时代整体性的写作状态和审美精神，昭示出不同创作趣味的相互融合，但韩寒与此背道而驰，创造了公开骂人的奇迹。所有的争论表明，这些现象都出自文化圈自身的游戏规则，意味着想在中国文坛上混出个名堂，要始终保持一种极为练达、圆滑、虚伪的生存伎俩，一种互相吹揍的做人经验，一种逢场作戏的表演技能，就像新疆高空王子阿迪力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一样重要。

在中国文坛，每个著名作家都处在被审美冷枪的包围之中，稍有不慎便遭遇袭击，造成恶语相加的口水战。公正地说，在文坛上交战的双方，将自身的审美观点和批评愿望摆出来，力求让对方明白，其目的不一定要消溶审美观点的差异性，以达成彼此灵魂守望的同一性，而是形成彼此差异中尊重、理解和宽容，回到真切的心灵需要。

文坛游戏：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

在广义的中国文坛上，任何一个人把文坛视为名利场的人，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文学性的疯狂表演，如果没有蠢人陪伴，真正才华横益的人，就没法施展他的个人才能。如果进不了文坛，就顺应大众生活之流，因为条条大路都通向失败，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只有像木子美那样超级放荡，像芙蓉姐姐脱出雅态扭屁股，像杨丽娟倾家荡产也要疯追华仔，像二十八岁的翁帆嫁给八十二岁的杨震宁，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面向公众，才能一夜之间成为明星。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自强不息的中国作家身上，已经汹涌鄙薄出无数不可羁辔不可扼止的文学力量，这些文学力量曾奔流在莫言等作家的叙述智慧之中，也曾洋溢在卫慧等女作家的骚体丰艳中，他们今天的写作欲望与激情，丝毫不减当年的原始威力。虽然莫言热衷于黑暗阴晦的著述，卫慧倾向于反向性的骚体写作，但他们不事逢迎，义无反顾地操着反叛的姿态，去违背人间的常理和天伦。这些离经叛道的天才们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地激起文坛的骚动，动摇了一个时代的理想。这些作家把现实的另一面，交给了满脑子充塞着中庸思想的评论家，交给了心怀偏见的庸众。因此，研究作家的心灵结构，比研究作家的作品更重要，因为评论家在烦忧别人时，总是也在烦忧自己。在文学批评全面兴盛时期，如果评论家丧失公正的审美态度，又不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在中国文坛，多少文人骚客为了维系自身的名气，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没有敌人就要寻找敌人。残雪曾是一个真诚正直的女作家，中国的评论家一直认为她的小说是一种隐蔽的文学财富，一种人性迷宫，一种超现实的审判结果。然而，她自以为自己的存在，给中国文坛带来巨大的荣耀，且毫不自矜，她批评王蒙是为了自己得到颂扬。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曾一直处在文化官员的特殊地位，处在一个忧虑与怀疑的时代中心，他对历史的追问，人性的探索，是苍白无力的，推荐一百次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残雪在疯狂批评王蒙的同时，独断性地妄加指责余华的失败，象征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倒退。事出有因，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后，残雪以为自己写了“伟大的中国小说”，她近年来引起一些外国人的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她在国内的处境每况愈下，国内不断推出《上海宝贝》、《糖》、《高跟鞋》、《有了快感就喊》之类的作品，这使残雪心中生起一种嫉妒的报复心理，开始指责王蒙和余华。她在公众媒体旗帜鲜明地丑化余华，妖魔化王蒙的时候，还公开指责谢有顺抱残守缺，真不知道这样空洞浮夸的批判，能解决什么问题。

俗话说祸从口中出，说话应以诚实为原则，与其说空话、假话和废话，还不如闭口不说。王彬彬对残雪的批评，真是当代罕见的当头一棒，王彬彬尖锐地说：“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王彬彬的批评目的在于，残雪拿自己的“国际形象”，掩盖她在国内遭遇的尴尬，她的批判不只是表演，更是争夺“伟大的中国小说”桂冠的复仇。这像野心勃勃的余华，批评家对《兄弟》不屑一顾，他不仅不接受善意的批评，反而对贺绍俊先生说：“全国人民都在骂我，快都把我气死了！”这种心态和情怀，表明他从重要作家向庸俗作家过渡，正如李建军所说：“余华，这位文学素养并不高，思想并不成熟，体验资源并不丰富的‘先锋’作家，虽然像残雪和莫言一样，被中国及外国的一些批评家吹得神乎其神，但却不知道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 其实怎么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为谁而写作，尽管文学不能拯救芸芸众生，不能改变世界，但作家的灵魂比文学更重要。

传媒飓风：《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从“诗歌死了”、“文学死了”到“文坛是个屁”等文坛内外的飓风刮过之后，重庆晨报登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文，公开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以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坛。不到几天，这篇报道已被中国所有重要媒体转载，包括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文媒体也都转载了。人们从激烈的争论之中获得了宣泄的快感，狂骂和谴责背后的真实性无足轻重。许多媒体把“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大概念，置换成嘲讽中国作家的“娱乐新闻”，撇下国家的尊严，疯狂地为点击率、发行量和收视率忙碌，这意味着文学正在被传媒愚弄替代了。换一句话说，文学已经到了向大众媒体献殷勤的地步了。面对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重要话题，中国网民的反映尤其热烈，几乎全国网民声势显赫地表示支持顾彬的观点，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

时至如今，对这个夸张的颇招非议的做法，没有一个权力机关严厉指责与制止。相反，就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坛”的同时，《震海听风录》节目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向全世界播出朱大可批评中国文坛空心化，成为庞大的垃圾厂。除此之外，当《财经时报》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时，朱大可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家和作家赋予文学性的内涵十分激进，在欲望表演中登峰造极，他们愤然宣布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朱大可与文学离婚，余秋雨公开宣布封笔，声称自己不是作家，李锐申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家族。其实，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以不俗为俗，没有超出文坛这个舞台，仍然在参加各种文学性话语圈里的活动，频频出版自己的作品，还没有脱离作为人本身的文学性，他们仅仅将自己的表演范围，圈定于同样具有后现代文学性的公众媒体。也就是说，出于人类共有的精神撒娇本能，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级文学大师，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引人瞩目，经常道貌岸然地在大众媒体露面，发布惊世骇俗的个人宣言，只为了守住独尊形象，而将生态环境和话语平台弃置不顾。与此相反，如果将顾彬在“德国之声”的一次访谈，作为政治游戏来加以研究，那么文学固有的游戏功能，可能恰恰是一个等历史作定论的问题。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事实真相表明，顾彬教授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在给德国中文媒体发来的电子邮件里说：“就这件事，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报纸的采访要求等等。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这一切无不表明，大众媒体正在改变文学和公众的关系，尽管文学仍然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尖端，来自后现代的新技术和新观点，不断闯入中国文坛，而作家则进一步增进了文学艺术和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制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风气。

没有立场的文学批评正在抽空作家的灵魂

最近这几年，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在中国文坛脱颖而出，阵营越来越庞大，气势磅礴，咄咄逼人，像闯进文学村的日本鬼子，一个个手握批评家的审美砍刀，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文学大屠杀，无一著名作家免遭杀戮，仿佛天下的一切恶人坏事，都是来自作家的极端自私。他们斩尽了草，除绝了根，还在虎视眈眈盯住文坛，谁在文坛崭露头角，大刀就向谁砍去，这逼人的气势，仿佛中国迎来一个全民性批评的时代。

我没有一点夸张，人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所谓“批评家”、骂评和市民化的批评，在公共性的幌子下逐其私欲。面对如此杂语喧哗的情形，在无数世故的目光的逼视下，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正在忍受着批评的折磨。此后，文学批评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封闭的窝里斗。比如说，在《中国小说：焦虑与问题》一文中，李敬泽对张庆国说：“中国一年1000部长篇，我看艺术上及格的不超过20部，这20部里大部分也就是及格而已。”时隔不久，甲作家就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严厉指责李敬泽随心所欲说大话，目无一切，居心叵测。甲作者的批评快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遭到了乙作家含沙射影的反驳，字里行间之间，充满讥诮与反讽之辞。这样的批评没有任何意义，既无法触动作家的写作激情，也无法介入人们的阅读世界。有人指控说，《文学自由谈》成了谴责和声讨的“屠宰场”，而《文艺报》则成了相互吹捧的“表扬台”，与其说给中国文学添色着墨，不如说带着嘲讽的心态，快感的神情，观赏着作家的窘态与傲姿，恨不得把所有的中国作家送进地狱与天堂。

随着狂骂乱评的频繁出现，文化批评的市民化和庸俗化，将文学批评已推向公民社会，造成后现代的狂欢场景，只有平面性和游戏性，没有深度和本质，恶骂、吹捧、发骚、扮酷、摆谱、撒娇、装嫩和卖乖等不良行为，已渗透到一切私人表演领域。以李美皆为例，她以典型的贱趣味解读方式，随意罗列出毕飞宇的《青衣》中的几个性事片段，以点盖面，口出狂言，妄论中国所有男性作家不会爱女人，不会写爱情故事，狂欢式地颠覆了当下中国所有的男性作家。接着，她又以《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一文，恶意反盘夏志清之后，跃身一变，忙里偷闲制造出《刘亚洲：真自由，大自在》一文，把一个普通的写报告文学的军旅作家刘亚洲，吹得天花乱坠，通篇是“独树一帜”、“英雄的价值”、“人道主义的作家”、“一代天骄”之类的溢美之辞。“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或许就是有些批评家在骨子里的出尔反尔与见风使舵。他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的私情。这使我们看不到批评家相对恒定的价值立场，看不到率真的批评勇气，也看不到真正的批评智慧，字里行间之中，却透射出某些市侩的气息来（见洪治钢《 争鸣：批评的立场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这些典型的事例，以其普遍性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不祥后果，也正在成为令人失望的批评趋势。

这些事例更深一步证明，中国文坛遭遇的一切尴尬，在于文坛内部逢场作戏的窝里斗，在于市侩化批评的侵扰与损害，在于狂欢式的市场喧哗。李美皆式的文学批评家，像市场街上讨价还价的小市民，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研究机构，不负责任的友情吹捧和声讨谴责，促使着真正的文学批评正在没落。这样一种骚动循环的文化氛围，很难造就世界级文学大师。坦率地说，中国文学界应该把电影界和体育界作为首要的行动指南，放弃窝里斗的不良遗风，阻止偏激与谬误，抵制狂欢与仇视，以张艺谋、姚明和刘翔为榜样，用真正的经典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形象，为祖国带来新的光荣与骄傲。

迷失的文学时代：终结意味着新的开端

用文学性的视角，透视文学本身的内在嬗变，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关于金钱与道德和享受与罪恶异趣沟通的范例，而文学本身也不失优雅地在这一经济至上的生态环境中，赋予了新的生存游戏规则。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的崇高位置已经被物欲的激流席卷，逐渐被各种商业文化和娱乐新闻替代，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关心越来越淡漠，有关文学存在的各种尴尬与危机的言论，从四面八方向作家们扑来，而作家们却束手无策，正在成为各种文学事件的旁观者。

也许，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决定性的迷失，是从诗开始的。我对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优秀诗人，表示始终不变的敬意的同时，还希望有良知的批评家们应该停止将诗的自然性与人类文化割裂开来。实际上，诗的智慧存储于人类文化中，而人类文化的智慧也存储于诗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们是幸运的，信奉 “诗歌拯救世界（阿诺德）”、“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和“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的隔世名言，一个个以新启蒙者的姿态，迈着带动世界的脚步，享受过超级偶像式的文学待遇。以北岛、顾城和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犹如河面上漂浮的人造树叶，沉浮于表象化的空洞抒情，很快就被流派林立的新诗异军彻底颠覆，诗学秩序在物质时代的后现代文化冲击波中，从“海子式”的忧国忧民姿态，迅速滑向“于坚式”的个人话语转换。浪漫精神的消解，诗艺探索和艺术目标的丧失，使“变态诗人”顾城抡斧杀妻后自杀；价值观念的曲意，真理意识的失衡，使“爱国诗人”海子卧轨自杀；道德意义的下滑，诗学立场的更换，使“民间诗人”伊沙写了《饿死诗人》的悼词，向世界宣告诗人的价值核心被瓦解。从此，诗人们无奈地走向边缘地带，精神开始颓废，创造能力逐渐消失，不断制造出“赵丽华式”个人肉身化和趣味低下的作品。他们为倡扬世俗的个性，顺从盛行的操作游戏，设置各种私人化写作的诱惑，抽空终极价值关怀，暴露了有悖于人性温亮的人格特征。

文坛的存在，给人类提供了实现理想和欲望表演的公共性大舞台，原本就既富理性，又富非理性。文坛既不是天堂，又不是地狱，文坛只是各路作家诗人赖于生存的阳光地带。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相继出版，《白鹿原》成为文学界公认的经典，而《废都》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家喻户晓的色情读物。围绕《废都》的色情著述，人性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不断引起批评家和学人的质询，从雷达到汪政和陈思和，都是为了揭示人们在人性问题上的无知、疑惑、矛盾、谬误。公众对《废都》的恶意批评，不但没有导致对人性的理解，反而导致了对已有经典的怀疑。我说过贾平凹是先见之明的作家，在他的《废都》里，虽然人性并非以圆满性、美德、真理、善良的面目出现，但至少暗示了美好的人性已被放逐，使人们为丧失道德善良而悲叹。我还说过当今社会的现实人事，比《废都》更肮脏更黑暗（见《中国西部文学的困境与魅力》）。但贾平凹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瑕，我为《废都》的批判精神鼎力辩护的同时，也钦佩李建军博士对贾平凹的跟踪批评。李建军批评《废都》摧毁了统领至今的审美标准，侮辱了中国所有的道德传统，他还批评贾平凹把读者对道德意义的期待，野蛮地归于失望。这么多年来，李建军依然坚守着诚实不欺、忠厚严肃、始终如一的批评立场，这样的心灵姿态，这样的批评勇气，在中国是值得尊崇的。

文坛是思想的摇篮，这个摇篮保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流传至今。面对“诗歌死了”、“文学死了”“文坛是个屁”和“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淫言威语，我不想顺应任何时势潮流，坚信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会廷续，因为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必将远离懦弱和愚蠢，臻于成熟和完美。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曾预言：“《白鹿原》是最后的史诗，这就足以说明史诗的终结。”陈晓明似乎表征中国不可能再有比《白鹿原》更好的作品。如果站在陈晓明的反方向思考，人们将会发现，在中国重要作家群的写作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大写的雄心壮志，一种坚执的思想境界，一种日臻成熟的精神超越，不可能的对立面就是可能，终结意味着新的开端，随着中国文学鼎足之势的到来，必然有新的文学力量，完成奇迹的创造，预示中国文学的未来。

2008年2月23日星期六·

“春晚”背后的精神洁癖

傅查新昌 — Tue, 12 Feb 2008 22:31:47 +0800

“春晚”背后的精神洁癖

傅查新昌

冯巩是不是江郎才尽

在当代中国娱乐历史上，每年一度的“春晚”节目，一直是受公众争议的文化焦点。“春晚”作为一种权威性的愉悦节目，严格地说只是给人们提供娱情，享受愉悦，不含神圣的使命，精神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思想的广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事情本身而言，各路明星解浑身其数，尽量愉悦大众，这说明“春晚”本身，就是大众娱乐节目，不必恶语相加，指桑骂槐。对一些还处在无名状态的演员来说，“春晚”是立身扬名的舞台，机会难得，不管是好是坏，能上“春晚”表演一回，是一生憧憬和期盼的大事。众人都一直认为，给年轻人创造机会，或给年轻人腾出“位子”，应该说是前辈们的一种舞台风格和心灵品质，像赵忠祥和倪萍，曾是左右“春晚”的大师级明星，他们引导潮流，培养新星，是众望所归的大碗人物，他们自知人生中仍有举足轻重的时候，看到了偶像的黄昏。于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些人开始谩骂像冯巩这样的老明星，明知自己的演技日暮途穷，尽管表演得马马虎虎，漏洞百出，还要假装眉俗，他再也演不出货真价实的愉悦性节目，还不退出舞台，回家修心养身，以度幸福的晚年。“春晚”始终被这样一群“非同小可”的老明星们包围着，把玩着，恭维着，挤靠着，撒娇着，已不是特例。如果冯巩演得上乘，质量优良，想与大师们一起留名后世，也应该算是为文化艺术做了一番贡献，但他的表演效果往往不可恭维。网友说：“那个在公车上的小品，你说乘务员在公车上和乘客说笑打闹，公车岂不更加‘热闹’？冯巩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越演越俗。”所以，对知识结构老化，充满撒娇心理，深感危机的冯巩来说，如果明年“春晚”没有他的影子，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你引起别人的深切怜悯与蔑视的混杂情感时，你自己知道，已经登上精神洁癖的征程，从此你大失所望，再没有能使你满意的情感了。

关于“春晚”的诗朗诵

人们坐享“春晚”之后，不管乐不乐，开心不开心，总要评价一番，几乎每个名人都被攻击、谩骂和指责。而这些骂人的文字，都是三言两语，用词极为下流恶毒，常常出自无耻之徒，这种人的举动，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是在借骂名人为乐，以求满足某种自娱自乐的发骚欲望。不可否认，“春晚”作为国家最具权威传媒机构的一场晚会，除煞费苦心之外，一直坚守着极为鲜明的政治立场，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姿态。因此，“春晚”具有严肃性和纯正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政治面貌、经济形态和人情世态。但是，有人说作为一个办了二十多年的“春晚”，是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也有人说，“春晚”改成赈灾义演，插播诗朗诵，把一个准备了近一年的节目，突然变成具有政治意味的晚会，意味着前功尽弃，放弃歌舞升平，“春晚”总导演心里不舒服。但民意不可违，于是加了个诗朗诵的节目。对央视来说，你反对也好，指责也好，谩骂也好，雅量大度也好，或要求“春晚”富有创造性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限度和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响和损害了央视的特殊身份和尊严。然而，仍然有人指责说：“你让谁朗诵不好啊，怎么会选姜文呢？这家伙阴不阴阳不阳的，朗诵的时候一点感情没有，平静如水，显得另类，根本不像那么一回事。其实，姜文本就是个另类的人，不是属于“圈子”内的人。这一场朗诵，歌颂大于赈灾。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仍显得太勉强了。也难怪，往年这时候，都是歌舞升平，哪会想到雪灾呢？”也因此之故，每年的“春晚”，不论如何努力，难以摸准人们的心理特征，也无法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当一股困惑开始起作用时，并持续扩张的时候，便形成了精神洁癖。

人们仍然肯定赵本山是搞笑大师

赵本山是以幽默小品获宠的，他的兴趣在于迷恋搞笑，以反讽、戏拟和篡改的艺术手段，将心思集中在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他玩吹牛，也玩揭露说谎者，表现一种智商较低的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以满足中国人的乐感需求。人们从不嫌他俗，对他没有一丝鄙夷感，不管他表演什么小丑，都不会招来嘲讽和挖苦。这就是赵本山的贱文化，以贱赏心理让人开心，开心之后什么都留不住。认真回眸一番，测量一回，就不难发现，赵本山不仅涉及中国农民愚蠢与天真的本质，而且必定要涉及庸俗的“真谛”，他玩得就是“让世界充满荒唐”，玩得就是第一流的庸俗，满足着大众所渴望的乐感需求。在商品化的物质时代，贵与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赵本山的本性，为了让大众开心，他搞笑假崇高，分不清“正面”还是“负面”，说他憨厚正经，他一点也不像，说他不憨厚正经，可他偏偏也像。他以“凑个热闹”的身份，制造“庸人自娱自乐”的滑稽小品。他不像有些轻材小慧之徒，急功近利，沽名钓钻，变着法儿想出头露面，而是以厚实的乡村文化趣味，观照现实人事，成为中国乐感文化的杰出代表。

周涛和董卿的尴尬表演

“春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是一台老大式的节目，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秀场”的烙印。周涛和董卿表演的小品，不说做作到了什么程度，或有损于央视主持人的光辉形象，重要的是她们有没有舞台表演能力，她们的表演是不是很有艺术性，非要让她们表演不可？其实在她们的背后，已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最忠实的观众，不必在“春晚”抢镜头，做姿态，玩名人游戏。事实上，她们的表演令人失望，令人疲倦的小品，显得像作秀甚至过分，特别是自己的思维逻辑基础，在舞台表演领域还不够坚实的情况下，滥用文化身份尤为危险。但是，她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主持节目，一心想把自己的视野拓展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一这方面考虑到主旋律，另一方面又想别出心裁，讨老百姓的喜欢，可是有人质疑说：“这中间的接合点太难找了，作为现在的老百姓，作为受多元文化熏陶的老百姓，想让他们满意太难了。”殊不知，周涛和董卿向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非常遗憾，她们的尴尬表演，既浅薄又轻浮，不是文化的期待，而是让人们从此不会忘记，这个每年一度的“春晚”，已经成为名流永远不可或缺的“秀场”。

没有谁强迫你看“春晚”

每年的“春晚”都是一场牵强的晚会，在歌舞升平的背后，必定隐藏着一场残酷的竞争。作为电视观众，看不看在于自己，如今的娱乐方式很多，你不一定非看“春晚”不可，况且没有谁强迫你看。看不看“春晚”，是你的自由，不必充当话语霸权。这样分析之后，名人们真的很难接受观众的指责和谩骂。的确，有人说“春晚”处处为显特色感到困惑却张弛不当，处处为凸显“08后”主题，却让人哭笑不得。友网们批评说，蔡明“老大妈”扮演“小姑娘”，成了变态的丑女多怪，已失去欣赏的价值。也有一些网友认为“那种明显的引导，假大空的口号，估计让大众更可能深感不适。”这个说法很像“人戏的观众”，动机不纯，闭眼说瞎话，下意识地呈现出自己思维上的混乱状态。有人认为，今年的“春晚”能搞成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作为评论的人有时是不是也会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毛病。让人意外的焦虑是，一双习惯于集体合唱和公共话语的耳朵，忽然听到异样的声音，第一反应是浑身不舒服：“年年如此说，我个人感觉春晚玩完了，总是觉得有股政治的味道，纵然有港台明星，纵然有奥运。”、“看着总是不太舒服，就想只有党员们才过年。”、“我倒是觉得能把一个节目办成让大家都习惯的坐在电视机旁边真的很棒啊，今天我们的选择太多了，能选择春晚，不容易。”一个网友在《春晚：艳俗的统一战线》一文中说：“耐着性子把春晚看完，弄了二十多年，还是会办下去。今年特别把陈道明、姜文、章子怡、濮存昕这些电影大腕搬上‘春晚’，以显其对国内文艺界的整合能力。他们多数人黑着脸，大约心里很不愿意。可又拗不过这个格局。”如今的观众，时不时地冒出一些判官的说辞，一个个活像铁肩担道义的文化英雄，那种苛求，那种挑剔，那种刻薄，都带有曲高和寡意味的精神洁癖，究其深层的原因，仅仅为了哗众取宠的娱乐。有人以宏观的视野判断说，当今的中国文化中有流行，没有不朽。人有各异，性格复杂，然而绝不失之本性。精神洁癖充斥了整个世界，人们都在忍受空虚，直到成为事实存在，达到可耻的极限。不带偏见地说，“春晚”代表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2008年2月12日星期二